2015年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之后，以“去產能、去杠桿、去庫存、降成本、補短板”為重點的改革任務得到了有力的貫徹和落實。此后，中國經濟在2016年出現企穩，然后在2017年實現了超預期增長。可以說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。在此背景下，2017年10月18日召開的十九大再次強調：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，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，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，以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。

一、去產能政策的回顧

2015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改革以來，去產能政策開始在相關行業，尤其是上游行業展開。本輪去產能啟動于2016年初。2016年4月，國家發改委、人社部、國家能源局、國家煤礦安監局聯合發布《關于進一步規范和改善煤炭生產經營秩序的通知》，要求全國所有煤礦按276個工作日組織生產。此后，煤炭產量走勢不斷收緊，2016年下半年，國內煤炭供給缺口不斷擴大，煤炭價格快速上漲（如圖1所示）。

除了煤炭行業之外，還有一些礦產、化工行業也面臨類似情況。但是，一般的制造業則面臨完全不同情況，由于上游成本迅速抬升，而且這些成本難以完全轉嫁，因此工業細分行業的經營狀況出現了較大分化。

二、去產能背景下PPI通脹率快速上升

GDP名義增速變化和實際增速出現背離，從2016年開始，名義GDP則出現了V型反彈（見圖2）。去產能背景下的PPI增速快速擴張導致了名義、實際增速背離（見圖3）。

三、去產能背景下:工業細分行業的通脹率、利潤狀況顯著分化

工業細分行業的PPI指數分化如圖4所示。工業分行業利潤狀況出現顯著分化，如表1所示

四、去產能背景下的工業投資走弱

（一）2015之后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主要來自工業部門

從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值來看，2015年增速為10.0%，此后的2016年、2017年增速分別為8.1%、7.2%。即使不考慮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的上升，名義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連續出現新低。其中，2016年以來工業投資的明顯放緩值得關注。如果分產業觀察可以看到，第三產業投資增速在2015年為10.6%，此后的2016年、2017年分別為10.9%、9.5%，增速基本平穩。而第二產業的投資增速，在2015年為8.0%，此后兩年分別為3.5%和3.2%，增速明顯下滑。由此可見，2015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速的下降，主要來自于第二產業投資的增速下降。

再觀察采礦業、制造業兩個大類的固定資產投資，可以看到：采礦業在2015年的投資增速為 -8.8%，在2016年、2017年利潤大幅改善的情況下，其投資增速卻分別為 -20.4%、-10.0%，增速不僅為負，而且還低于2015年。同樣，制造業的投資增速在2015年為8.1%，此后兩年分別為4.2%，4.8%，也都較2015年明顯下降。可見，不論是利潤大幅改善的采礦業，還是利潤改善較為有限的制造業，兩類投資增速的下降，共同導致了2015年之后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滑。如果考慮到2016年、2017年PPI增速的顯著上升，則工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下滑將更為明顯。

（二）為何2015年后工業利潤增速明顯好轉，而工業投資增速卻持續下滑？

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：其一，盈利狀況大幅改善的行業，主要集中在上游去產能的行業，而在去產能背景下，這類行業本身就難以大幅擴大投資。其二，下游行業面臨的成本大幅攀升，利潤改善幅度相當有限，甚至有的行業狀況有所惡化，因此也缺乏投資熱情。

如果繼續比較2015年和2017年整體工業部門的利潤狀況，可以看到：與2015年全年相比，2017年全年整體工業部門的利潤總額增加了11633億元，其中僅僅前述9類上游行業（主要是去產能行業）就貢獻了8750億元，9類行業對利潤總額的增量貢獻了75%，而這些行業在2015年的總體利潤占比僅為19%。這是一個有趣的“二八現象”。在上述75%的貢獻當中，煤炭開采和洗選業、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、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，三類行業對利潤增量的貢獻分別達到22個百分點、25個百分點、13個百分點。

要注意到，其他30個行業在2015年的利潤占比為81%，但是對同期利潤增量的貢獻僅為25%。這正是“二八”現象的另外一端。與此同時，還有16個行業的利潤增速不但沒有改善，甚至還出現了惡化，這與前述9大行業形成了鮮明對比。以電力、熱力、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為例，2015年其利潤增速為13.5%，但是此后兩年由于煤炭價格快速上升，2016年和2017年該行業利潤總額增速分別為 -14.3%、-10.7%。盈利狀況惡化，相應地導致該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幾乎滑向了零增長：2015年，該行業投資增速為16.6%，此后兩年增速分別為11.3%、0.8%。這些行業的投資走弱，也對整體投資增速下降形成了拖累。

五、供給側改革需要進一步向深入推進

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，去產能政策取得的成效，進一步體現為企業部門杠桿率的下降、銀行貸款不良率的下降、金融體系穩健性的上升。具體地，去產能政策：1）不但改善了產能過剩行業企業的經營狀況、大幅提升了原有產能過剩企業的利潤水平；2）而且有利于上述產能過剩企業償還債務、減少債務負擔，優化資產負債表結構，從而實現去杠桿；3）同時，也有利于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下降、資產質量提升，金融體系的安全性也有所增強。

去產能政策確實取得了階段性成果，但這仍然無法取代進一步根本性的改革，供給側改革需要進一步向縱深推進。其一，推動去產能的具體方式，有必要從行政去產能，更多地向市場化、法制化轉變，探索尋找化解過剩產能的長效機制。去產能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大見成效，行政部門的執行力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去產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。而且，在去產能任務艱巨、時間有限的特定情況下，政府部門較多地使用了行政命令的做法是必要和有效的，然而從長遠看，市場化、法制化才是推進去產能等工作的根本途徑和長效機制，市場化方式去產能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。如何在行政去產能的基礎上，以市場化、法制化建立起去產能的長效機制？在這方面，日本的歷史經驗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。1970年代末，日本通過行政力量進行去產能，取得了顯著成效，但是也產生了一些問題。隨后在1981年至1982年，當時的日本通產省出臺了一系列法律、政策，以市場化、法制化的方式建立起長效機制以應對產能過剩問題，并為此后一段時間日本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了動力。

其二，去產能的改革，不能取代國有企業改革、財政體制改革以及金融體系的改革。整體上看，原有產能過剩行業的經營狀況改善、利潤大幅上升，有外需擴張、總需求改善的原因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，更是行業之間利益再分配的結果，這種利益再分配與去產能政策直接相關。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，去產能行業的利潤大幅改善，在相當程度上以抬高其他行業成本為代價，并由此擠占了其他行業的利潤空間。而且在這個對應關系中，去產能行業更多地集中在上游行業、重工業、國有企業，而其他行業更多集中在下游行業、輕工業、非國有企業。從中長期角度來看，利益在上述兩大類企業之間的再分配，不但會削弱整體工業企業的投資增速，也可能不利于提高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速，甚至可能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沖擊。而且，在此背景下，一旦外需的擴張不可持續或者出現逆轉，則去產能的政策可持續性或將面臨問題。因此，去產能的改革，不能取代國有企業改革、財政體制改革，以及金融市場等根本性的改革。尤其是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“實質推進國有企業改革，在產能過剩行業和自然壟斷性行業的改革有突破性進展，建立有利于各類企業創新發展、公平競爭發展的體制機制”。

十九大報告指出，要“深化供給側改革”，同時，“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”，“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，實現產權有效激勵、要素自由流動、價格反應靈活、競爭公平有序、企業優勝劣汰”。而在經濟體制改革當中，要實現要素市場化配置、要素自由流動、價格反應靈活，其前提條件之一就是要“構建市場機制有效、微觀主體有活力、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”。反之，如果市場主體并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者，則即使放開要素價格、放開要素自由流動，其背后的供求關系也存在著根本性的扭曲，在此基礎上的資源配置也將面臨進一步的扭曲。因此，為了實現這一前提條件，國有企業改革、財政體制改革、金融市場的改革仍然需要著力推進，甚至應成為供給側改革向縱深推進的方向。

來源：國際經濟評論